2013年六月末，一架从上海起飞的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

随着舱门的开启，当地警察迅速冲入机舱，将一位头发花白、气质斯文的男子戴上手铐押走。

但这名被捕男子脸上不见一丝慌乱，反而相当的沉着冷静，手里还拿着一本小册子。

在被押走的过程中，他还时不时的向周围的千余名支持者们点头致意。

和他冷静态度所不同的是当地警方严阵以待的架势，机场外不仅有这名的男子的支持者们，还有无数媒体的长枪大炮，以及6百名戒备森严的警员们。

那么这位男子是谁呢？他的到来又为何让台湾当局如临大敌？

出生书香世家的“白狼”

1948年张安乐出生于江苏南京，他的家庭条件相当不错，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母亲则是重点中学的老师。

受家庭环境熏陶，张安乐的学习能力相当强，从小就是名列前茅的三好学生，而且他还不只是学习成绩优秀，举一反三、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本事更是相当出色，而这也是年纪轻轻的他后来能迅速在竹联帮站稳脚跟的原因。

不过按照原定的人生轨迹，他怎么也不会跟竹联帮扯上关系，但初中的一次被霸凌事件让他接触到了从未见过的世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在学校的地位，一下从被霸凌对象变成了小弟无数的“乐哥”，而这都是因为他和竹联帮的几个马仔搭上了关系。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的同时，裹挟了大批国民党公教人员一起撤入台湾。刚到台湾的那段时间，因为新旧融合冲突，当地的社会环境相当混乱，青年之间的矛盾尤其明显，为了自保，一些校园帮会应运而生。

比如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帮会，“四海帮”和“竹联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这些帮会的骨干多为大陆眷村子弟，也被人称为“外省挂”。

尽管帮会初始的建立宗旨是出于好意，但随着势力越来越大，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并且由于没有严格完善的管理制度，这些帮会逐渐呈现黑恶化趋势。为了维持统治和壮大势力，它们纷纷加入一些灰色产业，甚至会为了收取保护费和争夺地盘而发生火拼。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总结以往经验教训，认为学生运动对当地统治有严重影响，因此对各大学校的学生活动加以管控，导致校园氛围相当压抑。

而此时所谓的江湖情谊跟帮会义气对于热血青年来说充满了魔力。因此“外省挂”有不少核心成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学生，张安乐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加入了竹联帮。

这个时候受过教育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出色的组织和运作能力，他不仅打破了成年才能加入帮会的惯例，还迅速成为了帮会的中坚骨干。

和斯文书生外表所不同的是他狠辣的作风，而且由于肤色白皙，论资排辈又是“狼”字辈，江湖人送外号“白狼。”

当时竹联帮的老大陈启礼排“鸭”字辈，绰号“旱鸭子”，和张安乐之间差着几个辈分，但他们最后却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并且在他陷入“江南案”风波的致命时刻，张安乐力挽狂澜，救了这位好大哥。

虽然在帮会站稳了脚跟，但张安乐深知学识的重要性，不仅没有荒废学业，还仍旧保持着名列前茅的成绩，最后顺利成为了淡江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

本来他是想顺着父母心意，老老实实退隐江湖，等学有所成之后留校工作的，可天不遂人愿，一个意外打破了他的人生安排。

从黑帮大佬到退隐江湖

20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越南战争的关键时刻，大批美军驻扎在台湾，这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灰色行业也发展迅猛，有了资金支持，帮会势力随之壮大。

竹联帮的分会越来越多，为了管理方便以及维持总部的核心地位，张安乐提议每个分会定期需要向总部缴纳一定金额，并把这笔钱称为“母金”。

此举一经推出便获得了高层成员的鼎力支持，在骨干们的大力推进下，这项提议很快就落实到了基层。

长期且稳定的财源收入逐渐积累成一座“金山”，不过时间一长，负责帮会财务的陈仁起了贪念，一次性卷走大量“母金”出逃，并寻求当地政府保护。为了稳定人心，总堂主陈启礼决定杀一儆百，他也因此被警方逮捕，关进监狱五年。

竹联帮一时间群龙无首、人心惶惶，眼看帮会就要成为一团散沙，大家纷纷心想：这个时候要是有个能稳定大局的人就好了。因此能力出众、在成员中也素有威望的张安乐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主持大局的第一人选。

但今非昔比，竹联帮目前的势力比他刚加入时扩大了好几倍，成为帮会老大之后，他要处理的帮会事务也增加不少，求学和管理帮会实在是难以两全，为了帮会的发展和众多兄弟的未来，张安乐只好暂且将学业搁置一边。

从此他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帮会的建设和发展中，因此在陈启礼无力管理帮会期间，竹联帮的势力非但没有缩减，反而扩张了不少。并且在张安乐的治理下，帮会的管理更加有组织，呈现制度化趋势。

在张安乐的支持者看来，他年轻有为，但在反对他的人眼里，年龄反而变成了资历浅、经验不足的借口，再加上张安乐担任帮会话事人之后，不断提拔帮内优秀的年轻成员，这一举动也让那些人有了危机感，双方还因此发生了不少摩擦。

矛盾发展到后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维护帮会和谐，张安乐决定退隐江湖。

退出之后他醉心于学业研究，顺利考入斯坦福大学并赴美发展，闲暇之余他还经营了一间餐厅，把“退休生活”过得风生水起。

江南案风波

此时大洋彼岸的台湾风起云涌，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再加上西方产业转移，当地经济开始起飞，甚至成为“东亚四小龙”之一。

陈启礼就是在这个时候复出的，多年管理帮会的经验让他敏锐的察觉出了当中的新机，于是他趁此机会，带领帮会转型。通过结交政府人员以及承包大批政府工程，他成了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但当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其他帮会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比如竹联帮的老对手四海帮，双方再次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这次的入狱经历让陈启礼意识到：要想竹联帮能稳定发展，就必须顺应潮流做出改变，比如获得当地政府的谅解。

转型那段时间所积累的人脉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计划，因此他开始结交更高层次的人员，而竹联帮在他的带领下早已发展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所以他很顺利的搭上了关系。

面对他的投诚，当地政府自然不可能不心动，但他们并没有轻易接纳陈启礼，而是要他交一份“投名状”，所以才有了后来轰动一时的“江南案”。任务完成后台湾当局要求他立即返回，但想起多年未见的兄弟，陈启礼临行前决定去看望一下张安乐。

老友相见，两人都有些感慨，在了解完大哥此行的目的后，张安乐提醒他小心台湾当局事后翻脸。

而陈启礼多年的江湖经验也不是白混的，他事先就把自己和“江南案”主使人的对话录了下来，并在返台之前交给张安乐保管，以备不测。而这卷录音带日后也成为“江南案”翻案的关键证物。

不出张安乐所料，陈启礼一落地就被当地政府准备已久的人手押解回警局，与此同时，竹联帮三分之一的成员也被尽数逮捕，核心骨干几乎团灭。

得知这一消息的张安乐心急如焚，以录音带为筹码，希望台湾当局能疏通关系，但却被断然拒绝。

不过因为这次案件影响太大，美国这边也介入到调查中，而这正好成了张安乐救人的突破口。

那卷录音带最终成为撬动案件的杠杆，经过美国施压和舆论的连番轰炸，台湾当局大受打击。

而“江南案”带来的影响更是直接导致蒋家政权瓦解，第三代继承人也因此淡出权力中心，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当地政府的高层政治。

张安乐力挽狂澜救了大哥，但他自己在案件风波平息之后，反而被美方以“贩毒”的罪名判处十年监禁。

但他本人坚决否认这项罪名，当初的检方证人也承认自己是在美方的威逼利诱下才作了伪证，所以张安乐完全是蒙受了不白之冤。

可入狱之后他并没有因此失意消沉，这段经历还让他有了意外收获。在这期间他自强不息，攻读了两个学士学位，还深入阅读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著作，并且不定期给台湾报纸投稿，介绍了美国监狱的情形。

在深刻了解完社会主义后，张安乐意识到两岸统一的好处。出狱之后他来到大陆经商，在多地投资建厂，为当地人民提供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支援大陆的经济建设。

但他的这些举动却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满，甚至以“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的罪名通缉他。

面对台湾方面的责难，张安乐毫不畏惧，他从来都不避讳自己是竹联帮的前任老大，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掌管过竹联帮，但从来没有因此带领成员去犯罪，反而做了不少实事，所以台湾当局才没有强制要求他返台，不过通缉令还是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他深知自己此次返台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但为了两岸统一，即使已年过半百，张安乐还是坚定的踏上了返台的飞机。

虽然他一落地就被当地警方带上手铐，但他还是表现得相当淡然，而他手里拿着的那个小册子，其实正是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人民幸福的最佳保证》。

在警局待了数十小时之后，因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罪名，迫于社会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放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安乐因自己高调支持两岸统一的立场，成为了撬动整个台湾舆论的焦点。

他曾多次发言：大陆对台湾其实释放了很多善意，但因为两岸往来比较侧重于高层间的交流，所以台湾当地的基层人民很难直接感受到这些善意。

而自己这次回到台湾，就是为了让基层人民了解到大陆的好意。现在大陆的善举频频被污名化，关键是民间缺乏相关认识，也没有了解这些信息的渠道，而他是愿意变成那个“渠道”的。

张安乐决心从最偏远的农村开始自己的宣传，他也向媒体坦言，这是项艰巨的任务，自己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取得成效。

但两岸统一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期待的发展方向，只要对人民有好处，那么最终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欢迎，而台湾的未来就是两岸统一。

张安乐的目光相当长远，知道统一之后台湾的发展一定会比现在更好，而且祖国实力越来越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也高，台湾回归大陆以后，也不用再看其他西方国家的脸色了。

但现实情况实在是艰巨不已，刚刚返台四天，他就频繁遭到反对势力的嘲讽。

不过他的心意很坚定，也并没有因此退缩，甚至还迎难而上，经常出现在台湾的各大媒体上，积极回应各方质疑，和反对份子展开激烈辩论，以实际行动力挺两岸统一。

就像他曾经在广州黄花岗游览时立下的誓言一样：

要让反对势力不再是阻拦两岸统一的障碍！